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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：降低羁押率 保护生产力
“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，犯罪嫌疑人在法院终审判决前，以羁押为常态，以取保为特例。但法理上来讲，应当是慎用羁押，以取保为常态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律协副会长、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朱征夫说。
本届全国“两会”，朱征夫提议大幅降低刑事诉讼中的羁押率，下决心解决“取保难”提交提案，呼吁“降低羁押率，保护人的尊严，保护生产力”。
现实中，取保难羁押率高成普遍现象
朱征夫介绍，《刑事诉讼法》第67条对取保候审的条件有明确规定。但在实践中，“取保难”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司法现象，终审前羁押率畸高，导致许多看守所超负荷运行，也给相关家庭和企业带来不应有的伤害。
“在刑事诉讼中，被羁押的嫌疑人和被告人向办案机关提供担保，办案机关审查后准予释放，对保护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和生产能力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”朱征夫如是说。
朱征夫认为，导致目前“取保难”主要原因有，重打击犯罪、轻人权保护，重实体公正、轻程序正当的司法理念没有根本扭转；某些办案人员或缺少对人身自由的起码尊重，或对公民权利保护缺少责任担当，将《刑事诉讼法》第67条规定的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的“社会危险性”作任意扩大解释，作为不担当不作为的托辞
朱征夫还认为，没有把无罪推定原则落到工作实处，把未经审判的当事人当罪犯看待，把羁押当作惩罚措施；办理案件证据不足却又受到人为干预，致使诉讼难以进行，想判却没有理据，放人又于心不甘；违背羁押作为诉讼保障的初衷，把羁押当作逼供、逐利的手段；只考虑自身工作的便利，担心外地当事人放出去以后不容易归案，于是一关了之。
朱征夫的提案还提到，违反法律规定，把是否认罪认罚、数罪、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获得被害人谅解等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额外条件，增加取保候审难度，还有不恰当追责问题。“有些现象很不正常，比如抓人不用负责任，放人却要负责任。一旦有事，不问因果关系地追责，搞得大家都不敢放人，结果该放的也放不出来。”
“实际上，羁押的目的主要是防止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实施潜逃、毁灭证据、串供等行为。”朱征夫认为，随着高科技和大数据的发展，有些技术监控已经足以使人无处可逃。同时，许多案件事实清楚，证据已经固定，串供和毁灭证据并不影响诉讼的正常进行。
呼吁转变司法观念
能够不羁押的尽一切可能不羁押
据新京报报道，今年1月18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曾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表示，要进一步降低逮捕率、审前羁押率。能不捕的不捕，能不羁押的不羁押，有效减少社会对立面。
在今年全国“两会”上，朱征夫呼吁，办案机关应当转变司法理念，尊重和保障当事人司法人权，大幅降低审前羁押率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“取保难”，减少羁押的高风险高成本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和谐。
为此，朱征夫在提案中提出七条建议（除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、危害公共安全犯罪、毒品犯罪、严重暴力犯罪等具有较高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外。）
一、侦查、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，都应当以取保为原则，以羁押为例外。能够不羁押的，尽一切可能不羁押。
二、对于事实比较清楚、关键证据已基本固定的案件，侦查机关原则上不提请逮捕，检察机关原则上不批准逮捕，由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。
三、侦查机关在补充侦查阶段没有提交新的补足、补强证据的，已经羁押的原则上应当变更强制措施。
四、案件不能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、审查起诉、一审、二审的任何一个期限内办结的，正在羁押的嫌疑人、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、办理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。
需要申请延长审限的，应当提交已经办理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证明文件；到目前为止已经羁押超过两年的，一律先取保候审。
五、涉嫌共同犯罪的从犯，原则上取保候审。
六、拥有20名以上的员工，正在依法持续经营，不涉及单位犯罪的企业的实际控制人、高级管理人员原则上不羁押
七、夫妻双方都涉嫌犯罪、家中有未成年子女或老人需要照顾的，应确保一人能够取保候审。
对于取保候审风险的控制，朱征夫建议，对取保候审的嫌疑人和被告人使用实时监督管理电子设备，强化实时技术监控；提高取保候审保证金的数额标准；加重取保候审保证人的责任承担；办理取保前如有必要应同时办理边控手续，并要求交存护照和港澳通行证等旅行证件；加大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处罚力度，确保取保候审的嫌疑人和被告人按时依法参加各项诉讼活动，保证诉讼程序的顺畅运行。
同时，朱征夫还建议，对司法机关的执法检查应当包含取保候审的内容；各级法检两院的工作报告应当包含取保候审的数据。应当取保而未取保的，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渎职责任；超期羁押的，按非法拘禁追究刑事责任。“这样才能使取保候审工作受到有效监督。”
（本文转载自《红星新闻》）
